上海赫賢校長說|游歷七國，哈佛畢業的校長談雙語教育

很多家長在選擇國際化學校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困惑： 外教多的學校，擔心英語教學不夠扎實和嚴謹，外教少的，又怕沒有國際化的語言和文化氛圍。

而在上海赫賢學校的吳成楠May Wu副校長(以下簡稱May)看來，中西教育優勢完全可以各取所長，經過這些年的課程研發和團隊融合，上海赫賢小學的外教團隊及英語教學已經形成了一套集科學性和系統性為一體的成熟模式，而她本人豐富的海外求學和工作經歷，恰恰在這當中扮演了一枚關鍵的角色。

加入赫賢小學這些年，學生家長送了May校長一個頭銜：“翻譯官”。

在May看來，她這個“翻譯官”的職責有三層：

第一層是把赫賢的一整套國際課程體系講清楚，便于家長理解。

第二層是把中國家庭的教育需求、教育理念“翻譯”給外籍教師們聽，讓他們理解中國家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樣的國際教育 。

第三層是做中外文化之間的翻譯官，學校里的中外師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需要做好溝通和平衡。

這樣懂專業又懂人情的翻譯官角色，和May的職業生涯和個人經歷密不可分。

從小到大May一直都是老師和家長眼里的標準優等生。在成績為王這種單純的評價體系里，世界似乎特別簡單。

直到大三時她去芬蘭做交換生，在那段時間里，她做教師的寄養家庭夫婦分享了許多當老師的故事;制作芬蘭傳統民族樂器的音樂家告訴她每一把琴都來自一棵樹，每一棵樹又來自環境的滋養;她在芬蘭的森林小學里做志愿者，課后天真而熱情的芬蘭孩子圍著她問這問那……讓她無比觸動的同時又深思：原來教育還可以這樣美好，她萌生了成為教師的想法。

這之后，May在大學畢業時放棄了許多別人眼中的好機會，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美麗中國”(當時叫做“中美青年聯合支教項目”)，前往云南做一名支教老師。

在那之后，她又前往瑞士，在阿爾卑斯山坡上的百年名校ecole d’humanite及位于挪威、捷克、愛沙尼亞等地的國際夏令營Luethi-Peterson Camps工作。瑞士國際學校和國際夏令營的教育理念對她影響至深，因為他們的創立背景都在二戰前后，目的是希望通過全世界的青少年共同生活學習，來消除戰后不同國家、民族間的仇恨與隔閡。

就是在這個夏令營及瑞士的姐妹國際學校里，May對“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國際理解”有了逐漸深入的切身體會。當年的她才20多歲，作為唯一的中國老師，和來自歐美各國的孩子與老師組成"大家庭"，同吃同住，一起上課、學習、游戲、做飯、洗衣和打掃。這當中，有驚心動魄，比如她親自兩次挽救過一位患抑郁癥而輕生的女孩;有孤獨與探索，在異國他鄉的文化隔閡畢竟是在骨子里的;更有甜美和收獲，她和當時的男朋友后來的丈夫，就在挪威的營地，一個美麗的峽灣里舉行了人生正式的婚禮，策劃和操辦全由夏令營的一群大孩子完成。

結束七國的教學工作后，May當年在“美麗中國”的一位美國同事推薦她去申請哈佛肯迪尼學院，幾乎沒有懸念，她順利拿到了Offer。就這樣，她不僅用兩年時間在哈佛讀完研究生，還“忙里偷閑”生了孩子，堪稱女超人媽媽。

“在哈佛的那段經歷，讓我擁有了更宏觀的視野，更能看到問題的復雜和多面性，并且能夠從西方文化的視角理解問題，用專業的技巧來來處理跨文化、跨種族團隊的人與事。”

這些傳奇的經歷，讓May在跨文化場景中如何與不同國家背景的人如何溝通和理解，有了深刻的理解和經驗。當然，這些經驗也在赫賢這個高頻發生跨文化對話的場景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在國外求學工作的經驗豐富，May特別理解中西方對教育的理解差異：比如在外方老師看來，課堂筆記本、練習冊不用帶回家是一項默認“鐵律”，他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安排。

但在中國教育體系下長大的家長就要急了："課堂內容哪里看?孩子到底學了啥? "

其實背后是兩套邏輯在打架：西方覺得知識該在課堂消化，帶回家本子帶不回來影響課堂學習，回家就該探索世界;中國更習慣用作業量丈量學習進度，知識點得掰開揉碎反復練。

“所以我們要設計一套體系，讓外教老師知道，家長需要理解學校里的結構化課程設置，同時也要匹配一套家長看得明白、方便孩子帶回家、又很體系化的課程內容。”

因此，赫賢小學構建了一整套完備的英語課程體系：從學什么?怎么學?怎么評三個維度形成了閉環。

我們按照英國國家標準設計了赫賢小學的英語課程，包括原著讀寫、劍橋體系的Superminds、低年級自然拼讀三大模塊;

原著讀寫是像英國孩子那樣去學習原汁原味的英美文學;

同時我們還有像Superminds這樣有非常清晰的難度進階的課程，便于家長理解，也明白自己的孩子處于什么樣的水平。

赫賢小學的英語教學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實行分層教學。

“自信地說，同類的國際化學校里能做到我們這種細致程度的鳳毛麟角。”May說。

首先，赫賢小學采用獨有的“鐵三角”全天沉浸主班模式，每個班都有中方主班老師、外方主班老師和雙語助教老師。三位主班老師都在教室里辦公，無論課堂還是課間、午餐等時間都一直陪伴著班級小朋友身邊。“1-2年級的孩子更需要安全感和連接感，所以我們采用主班外教老師+自然拼讀/劍橋英語分層走班制，這時的外教老師全天跟班，專注于自己班級的教學;到了3-5年級，小朋友們依然有陪伴他們早讀、午寫、課間和活動的外方主班，但是英語課則采用所有課時分層走班，更加高效和個性化的學習方式。”

以五年級為例，可能會有 10 個不同班級，分為 5 個不同難度層次;二年級則有 8-9 個不同難度層次。

每個層次都有針對該層次的具體目標，這些目標會根據孩子們的實際情況進行動態調整。我們還會根據孩子們的內部模擬考試成績，結合義格集團全國五個校區的數據分析和對比，不斷優化目標設定。這種分層教學模式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在適合自己水平的環境中學習，同時激勵他們不斷挑戰更高層次。

英語課時比例上，一年級學生達到近50%，五年級提升至60%，學科英語覆蓋科學、設計思維、信息技術等7大領域。外方老師通過"用英語學世界"的項目制課程(如斯坦福大學引進的設計思維課程)，讓學生在探索中自然習得語言。

“我們優秀的學生，四年級已達到FCE(B2)水平(B2相當于小托福840-900分左右)，也有學生出版了自己寫的英語小說。”

每學期末，赫賢小學的老師都會給每個孩子提供詳細的英文水平個性化報告，這份報告不僅涵蓋孩子的聽說讀寫能力，還會進一步細分為多個具體技能，如聽力分為五個不同技能，明確指出孩子在每個技能上的表現是優秀、良好、滿意還是低水平。

報告中還會標注孩子的優勢和需要著重提高的方面，讓孩子清楚自己接下來的學習重點。報告最后有老師的點評、孩子的簽名以及家長的簽名，完成后貼在孩子的英語本子內頁扉頁上，時刻提醒孩子自己的學習目標和優勢。

“此外，在班級層面，我們要求外教老師進行數據分析，通過 Excel 公式和分析方法生成班級整體英文學習情況的診斷報告。”

報告以柱狀圖形式呈現，清晰顯示班級在不同技能上的掌握情況，幫助老師明確教學重點。

如果某個班級在閱讀的第四項技能(R4)上表現不佳，老師就會在日常教學和互動中著重加強這方面的教學。

“我們還會定期檢查老師們的教學效果，通過對比預期增長和實際增長數據，與老師進行一對一溝通，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困難和挑戰。而孩子們的學習目標也和外教老師的KPI密切相關。”

“老師這項工作是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結合。要能充分利用科學的工具，分析數據，才能高效地解決教學這個問題。”May說。

值得一提的是，May自己的兒子也在赫賢小學部就讀，她和先生兩人都屬于醉心工作，回家粗線條的那種父母，兒子平時就跟著學校進度走，也從來沒在外報過英語輔導。

直到有一天兒子的外方主班老師跟她說，在圖書館課上，平時很害羞的小朋友忽然“爆發”不怎么開口的他跑到外方老師身邊，用流利的英語跟他聊了很長一串自己的日常生活，說得還非常地道。

May的孩子在Spelling Bee國際拼詞大賽中獲獎

外方老師說，I'm shocked，完全沒料到他英語這么好!

May校笑著說，她的松弛感來自對學校浸潤式課程和中外方老師的信心。

May的辦公室被外教們戲稱為Therapy Room(心理療愈室)。每當他們遇到了困難或是感到迷茫時，都會到她這里來“求助”，甚至還可以哭鼻子。

“中西文化語境有很多差異，雖然老師和家長有著一致的出發點，但具體的溝通中依然可能遇到挑戰。外方老師對于政策解讀、社交媒體和中國家庭具體的想法，可能會難以一下子完全理解。他們的成長過程的文化環境不一樣。社會的高競爭性，東亞的文化基因，混合上家長對孩子各種各樣具體的期待和焦慮，這些都跟西方國家很不一樣。外方老師面對家長的一些問題會不知所措，難以解答。”May校長說。

通常這個時候，May校長會把家長請到學校，跟外教、助教老師一起面對面地聊天，這當中還需要大量的翻譯，雖然可能需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解釋清楚，但這種耐心的溝通卻很值得：無論是赫賢引入的外部學習材料，還是外教老師內部自主研發的學習單元手冊，對家長來說都是可視、可見、可信的，打消了很多顧慮，后續的溝通也越發順暢。

May的校長辦公室對孩子來說則是一個溫暖的心靈之家，是Ta遇到了自己解決不了的困難可以尋求幫助的地方;走在校園里，她經常會得到一個冷不丁的小朋友的擁抱，或是一個只跟她分享的小秘密。

“有家長跟我分享過，她曾經在學校門口蹲點，就是為了看我們孩子放學以后的狀態，看到孩子們臉上洋溢著笑容，眼睛里充滿了光彩，她才放心了。知道我們值得托付。”

May介紹說，赫賢小學的英語教學和整個校園的文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豐富多元的校園活動，是因為我們的大目標是希望給孩子們一個寬廣的國際視野。

學術方面，如每年一度的Fairytale Festival 童話節，孩子們可以扮演自己喜歡的童話角色，進行角色扮演和互動游戲。這些活動不僅讓孩子們熟悉西方文化，還增強了他們的英語實際應用能力。International Learning Festival 學習慶典、Math Week數學周、STEM Week科創周，都是集合了學術性和趣味性的活動。

再比如學校最近上演了經典西方兒童音樂劇《Annie》，孩子們全英文表演，還有自己的管弦樂隊伴奏。通過這些活動，孩子們在國際文化環境中得到了很好的鍛煉。

此外，學校會組織各種公益活動，如“與星共舞Dancing with Stars”舞會，Jeans for Genes “牛仔褲日”公益項目，為幫助先天性心臟病兒童的慈善機構Heart to Heart籌集善款。這些活動讓孩子們具備社會責任感和慈善意識，明白自己的行動可以為社會帶來積極影響。

更不用提我們的孩子還能前往耶魯參加WSC 世界學者杯全球冠軍賽、在Spelling Bee 國際拼詞大賽獲獎、以及在各類全國英語演講比賽中獲獎。

“讓孩子能夠從首先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文化根，同時有非常強的英文能力和國際視野，內心有很篤定的自信，敢于站上舞臺，敢于表達自己的想法，敢于寫信給校長，這就是我們希望培養的赫賢的孩子。”

因為當下國際局勢的動蕩，很多家長對于孩子將來升學的規劃很糾結，又因為May豐富的國際背景，他們經常找到May咨詢。

“我通常會說，我們很難把握10年以后的國際局勢，我們唯一能把握的，是想讓孩子在什么樣的環境和教育理念下成長。是以單一的學術結果作為特定的評價體系?還是豐富多元讓孩子在不同的領域各自閃耀的環境?這個是家長可以判斷和決定的。我們的擇校不應該是基于國際關系的風云莫測，我們的每一個做父母的選擇都應該是基于我們想要做怎樣的父母。

至于孩子后面的環境和人生，永遠都屬于他自己。不管你是高考還是出國， 做父母就是一個跟自己的孩子越來越遠的過程，孩子只會越來越獨立。這是一個落寞的過程，但這就是事實。每個人都要從原生家庭里走出來，我們也應該賦予孩子這樣的空間，那些不認同這個客觀事實的家庭，最后都是吃了苦頭的。

至于孩子將來到底要選擇哪條路?他到底是要當個支教老師，還是要當火箭工程師?你都讓他自己去決定，他能告訴你，你就感謝他就行了。

以我本人的經歷來說，我從小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優等生，但是我一直敢于有自己的想法，也受到家庭的支持去為自己的選擇放手開干并且承擔后果。在大學里我更加堅定，要追求自己想做的事，不在乎別人怎么看，也不一定非要誰的認可。

比如后來我才知道我畢業去支教的事情引起過很多同學的討論，有人崇拜我，有人覺得我傻，當但我根本沒放在心上，光顧著開心了，因為覺得做支教老師是我真正想做的，雖然之后現實給我上了一課，發現鄉村小學的孩子們是這么苦，但那也是一種很珍貴的成長，讓我明白不一定非要用別人的價值觀衡量自己。但站在今天回看我的人生，包括后來去哈佛讀書，結婚成家，回來以后也在教育這條路上有一定成績，都跟我當初去支教的“叛逆”決定有關。

最后May說，國際教育帶給她最珍貴的是三種能力：

第一是能夠遵從自己的內心，勇敢做自己。

第二是跨文化的敏感性和溝通能力，做一個跨文化中自洽的人。

第三就是跨文化工作中的領導力歷練，包括處理極端緊急的情況、人際關系上的困難和挑戰、文化敏感性上的挑戰等。

“其實在國外的生活和學習一方面可以很多彩，另一方面有很多困難和挑戰， 但是當你經過這個痛苦的磨合過程，就會獲得更深刻的自洽和自信，對于我而言，跨文化的經歷像是一面鏡子。在跨文化的經歷中看到自己， 也看到別人。這是我受益一生的財富。”May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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